中國醫學通史/秦漢時期風俗習尚與醫藥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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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的建立及鞏固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，為各地區、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和風俗的融匯創造了條件，在客觀上對醫藥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。
一、歲時、人生禮儀與醫藥文化
將春節叫年，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，據《史記》、《神異經》和《荊楚歲時記》記載，春節爆竹、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。全家飲椒柏酒，是為了預防百病，增進人體健康，并給節日增添歡樂氣氛，有的喝桃湯，也是為了防病，后被屠蘇酒所代替。
正月十五元宵節起源子漢武帝時，漢武帝患病不愈，上郡有一巫師能治病，被詔入宮行巫術。神君說，天子無須憂慮，病會好轉，侍康更后，我們將相會于甘泉宮。漢武帝于神靈非常虔誠，一高興病情明顯減輕，到了甘泉宮竟然痊愈，于是大祭，燈火通宵達旦，隨后形成了元宵節張燈結彩的習俗。
端陽節的形成，有諸多淵源，到秦漢時則將紀念介子推、屈原、伍子胥、曹娥、陳監與惡月惡日祝禳、辟瘟防疫等融為一體，逐漸表現了與醫藥衛生的密切關系。《大戴禮記》記載：“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。”《夏小正》記載端陽時“蓄藥，以蠲除毒氣，”《后漢書.禮儀志》說端陽節時人們“以朱索五色為門戶飾，以除惡氣。”《風俗通義》說“五月五日續命縷，俗說以益入命。”“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……令人不病瘟。”又載端陽節前用菰蘆葉裹粘米，以淳濃汁煮熟，節日食用，有一定的食療作用。端陽節有關的醫藥衛生內容，隨著歷史的發展，日益豐富，科學成分也更充實。
七夕在漢代有登樓曬衣之俗，后來增添了乞壽等內容，《風俗通義》記載：“八月一日是六神日，以露水調朱砂蘸小指，宜點灸去百病。”中秋節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醫藥民俗。《淮南子.覽冥訓》說，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，而帝羿之妻嫦娥竊食后成仙奔月宮，變成了蟾蜍。漢代人認為月中玉兔、蟾蜍、桂樹，皆與醫藥文化有聯系，《樂府詩集.相和歌辭.董逃行》中有“采取神藥若木端，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”之句。
九月九日為重陽節。據《西京雜記》所載：漢初，宮中有“佩茱萸、食蓬餌、飲菊華酒”的習俗，據說是為了長壽。重陽所用的菊花、茱萸和酒，都有嚴格的制作要求。《風土記》認為，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，茱萸到此日成熟，氣烈色赤，爭折其房以插頭，云辟惡氣，而御初寒，又說：九月九日采菊花……久服令人不老，《西京雜記》載：菊花舒時并采莖葉，雜黍米釀之，至來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飲焉，謂之菊花酒。
九月九日登高的習俗也盛于漢代，《西京雜記》：“三月上巳，九月重陽，士女游戲，就此祓禊登高。”后人又為這一風俗染上神話色彩。《續齊諧記》說，東漢汝南（今河南上蔡西南）的桓景，隨費長房學道術多年。有一天費長房告訴桓景，九月九日這天，你家中有大災，可速回家，讓全家人各做一個裝茱萸的絳袋系有手臂，登高飲菊花酒，可消災難。恒景依其囑，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。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冀望避瘟疫、求健康的殷切心愿。
漢代人在春節前，按風俗要舉行一系列有關驅疫活動。據《論衡》、《風俗通義》等書記載，漢代人防病驅疫意識非常強烈，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隱匿性病因常當作病魔、害鬼——如相傳顓頊的三個兒即“瘧鬼”、“魍魎”、“小鬼”，他們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，漢代聲勢浩大的臘月驅疫活動中，大灘風俗最為壯觀，方相氏是這種舞中的重要角色。《后漢書.禮以志》、張衡的《東京賦》對此都有記載。它反映了人們用自己的聲威戰勝疫疾的豪壯氣慨。
秦漢時期，由于戰爭、疫病等原因，人口增長速度慢，所以對兒童和婦女及其生育比較重視，這也是受秦趙等地遺風的影響，醫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這些，《禮記.曲禮上》記載：“入境而問禁，入國而問俗，入門而問諱。”反映當時重視風俗的情況。漢代尊老之風很濃，如“仲秋之月，案戶比民，年七十者授以玉仗，八十、九十禮有加，賜玉杖長尺，端以鳩鳥為飾，鳩者不噎鳥也，欲老人不噎。”（《后漢書.禮儀志》）在出土的漢代玉杖實物、漢畫象磚、石刻中常能發現。賜鳩杖作為尊老的一種象征，有其含意，古人認為“鳩肉，明目，多食益氣，助陰陽，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，食之令人不噎。”“古老仲春羅氏獻鳩鳥以養國老，仲秋授年老者以鳩杖。云鳩性不噎，食之且復助氣也。”（《本草綱目.禽部》卷19）這種敬老風俗到東漢時更盛。甘肅武威東漢一醫家墓出土《治百病方》的同時，即有一鳩杖，與此同時還有厚葬的時尚。
二、思想風俗與醫事活動
秦代以法冶國，在醫藥衛生方面也是如此。據云夢秦簡記載，凡外來賓客入城，對其車上的衡軛要用火熏燎，以防馬身上未被消滅的寄主蟲等附著在衡軛和駕馬的皮帶上。用火熏燎的風俗是歷史上延續最久的風俗之一，用這種方法除有防蟲害作用外，對一些細菌和病毒也有殺滅作用，帶有防疫性質，對于麻風病，秦人已不認為是命中注定，而是早發現，嚴格管理，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風病者，即送官府由專人檢查。采取隔離措施，對麻風病人死囚，采取活埋和淹死的辦法，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對防止麻風病，有其積極意義。
《呂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，表現出道家與醫學的密切聯系。《淮南子》中對養生導引、煉丹、藥物等多有研究，道家思想至《周易參同契》出現了又一個嬗變，更將研究的目標放在醫藥和人體的深層文化問題上。
從漢武帝以后，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，對醫藥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。儒學的倫常原則，濟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，在醫藥實踐中強調上以療君親之疾，下以救貧賤之厄，中以保健自身。有些儒士棄儒從醫，既擴大了醫生的隊伍，提高了醫生隊伍的文化素質，對醫術和醫德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。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，對病人的護理上也體現出君親有疾，臣子須精心侍候。但孝道中的提倡：“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”的傾向，則導致對解剖學發展的阻礙，而儒學重人事遠鬼神的觀點，對促進醫藥學科學化、沖刷宗教神學的滲透起著積極作用。
秦漢時方仙道的影響較深，秦代的茅蒙，漢代的張良習服食辟谷、王仲都修煉御寒暑功夫，多有神秘色彩，東漢道教興起后，為了在民間發展教徒，也多采用醫藥作為手段。《太平經》中對煉氣、眼藥、針灸等也有記述，大量吸收醫藥知識為宗教活動服務。
秦漢時期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及其學派，對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霧，正風俗、美教化、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，漢初陸賈指出：“人不能懷仁行義，分別纖微，忖度天地，乃苦身勞形。入深山，求神仙，棄二親，捐骨肉，絕五谷，廢詩書。背天地之寶，求不死之道，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。”東漢時王充，在《論衡》中有多篇論及天人關系、神形關系、醫藥史事、衛生保健、疾病防冶，以及改變不良衛生時尚等等，在王充所處的時代，宗教意識泛濫，僅漢光武帝二年（公元26年）“初制效兆于洛陽城南”時，所祠諸神多達1514種，至漢章帝時這種風氣更盛，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，王充力匡時敝，批判神仙說、骨相說、以及感生巫術、迷信禁忌、不求實際的擇時擇地等，闡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學的醫學見解，認為人壽命的長短與稟氣薄厚有關，并非命定。“稱赤松、王喬好道為仙，度世不死，是以虛也。”“圖仙人之形，體生毛，臂變為翼，行于云，則年增灸，千歲不死，此虛圖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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