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醫學通史/秦漢時期軍事醫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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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代兵制的主要特點，是軍權的高度集中和軍隊的高度統一。秦王朝的軍隊有皇帝警衛部隊、京都衛戌部隊、邊防戍守部隊和郡縣地方部隊四種。秦朝軍隊的兵種有步、弩、車、騎之分，并建立了水軍。漢代兵制在秦制基礎上有所發展。西漢的軍隊分中央軍和郡國兵兩部分，兵種有材官（步兵）、騎士（騎兵）、車士（車兵）及樓船（水兵），此外，還建有樓船材官，水陸均能作戰。東漢的軍制基本上和西漢相同。
自戰國至漢初鐵兵器漸盛，這時農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鐵器，惟兵器尚兼用銅。秦代長兵無異于戰國。惟鐵兵較多，至東漢時兵器才普遍用鐵，進而發展為鋼兵。有煉至百辟者，刃口鋒利，漢王朝專門設置少府官員負責兵器制造，嚴禁民間私藏及私造武器。
一、軍事體育訓練
漢代重視軍隊的校閱和訓練，每年秋后京師以至郡縣都進行大校閱，大講武。校閱以射為主，再加試其他技術，如騎、乘、刀、矛等，有時還有校獵，用近于實戰的狩獵形式進行演習。以考察士卒的訓練程度及材力，平時對戰士進行軍事體育訓練，以達到提高士兵身體素質及作戰能力為目的。
（一）、蹴鞠、角抵、手搏
蹴鞠（古代足球）原系戰國時的民間娛樂活動，在齊、楚等國相當流行，至西漢時，蹴鞠發展為軍事訓練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劉向《別錄》中說：“蹴鞠，兵勢也。所以練武士，知有材也。“因此《漢書.藝文志》將《蹴鞠》25篇附于“兵技巧十三家”類中。漢初，在戰爭較少時，軍隊普遍用“蹴鞠”練兵，提高士兵的體質、速度、耐力與反應的靈敏度等，以適應戰爭的需要。當時宮苑內的“鞠城”和“三輔高官”的蹴鞠地，是南、北軍練習和比賽蹴鞠的場地。漢武帝時蹴鞠仍作為軍中訓練的項目之一。《史記.衛將軍驃騎列傳》和《漢書.衛青霍去病列傳》中，都載有漢軍在塞外行軍宿營時，在缺糧的情況下，“仍穿域（修理場地）蹴鞠”，此外、角抵（角力摔跤）、手搏（拳技）等民間武術技巧，也都成為軍中的訓練項目。如甘延壽因在校閱中手搏表演成績優秀，而被提升為期門郎中（《漢書.甘延壽傳》）。
（二）弓矢與騎射
材官（步兵）的訓練，以發矢為主。《漢律》記有“蹶張士”，即材官中的健者，能以足踏強弩而張開，騎士的訓練重在騎射。弓弩因而成為漢代主要兵器，其次，才是刀和矛等。
各級軍隊中都設有掌管教練和考課射法的軍官——仆射，邊防部隊每逢秋季，要對邊塞的“侯長士吏”普遍進行一次射法考試。考核的方法，據居延出土漢簡記載，每人試射12支箭，中靶六箭為合格、不合格的要受處分；超過六箭的有賞。一般“賜勞”十五日，根據“勞日”總數，賜錢、賜爵或提升。
二、漢代邊防軍的醫療設施
漢代邊防軍的任務為實邊、屯田、穿渠以及作城之類，間亦被調作戰。文帝時晁錯曾建議招募人民移置邊塞，并設置醫藥以救疾病（見《漢書.晁錯傳》及《西漢會要》卷59）。
根據1931年西北考察團在居延附近（張掖西北），敦煌、蒲昌海（敦煌縣西陽關西三百里）等地區發現不少有關醫藥的木簡和遺物。在這些木簡中，曾記載擔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幾人“在養”，幾人“在病”。在部隊中第幾隊，戍卒某，患什么病，服什么藥；或用針，或用灸；治療結果，或死或愈，都記載得很詳細，并有“病書”。此外，還有“顯明藥函”（羅振玉，流沙墜簡，第十三葉又參釋文卷二第四十四葉）和“藥盛橐”（居延漢簡考釋，卷三，器物類云：“藥盛橐四”（八六）五，六）等殘件，藥函為長方覆斗形，有系繩紋和安置泥封的地方，其中所盛即行軍必備藥品。《漢書.竇田灌韓傳》曾載：“灌夫身中大創十余，適有萬金良藥，故得無死，”也說明當時軍隊備有戰救藥品。居延烽燧遺址中還有疾病統計、醫護人員記勤、和軍隊負傷人員的記錄的“折傷薄”等木簡，“折傷薄”署有“天鳳元年”（公元前80年）的字樣，并有獸醫。以上出土文物及漢簡，證明在漢代，屯駐在邊防的部隊中，確實有專門掌管醫藥的軍醫存在，并已略具駐屯醫院的雛型。但其具體組織如何，在禁衛軍和內地軍中是否也同樣實行，史書上沒有記載。唯在《漢官》中曾記載公元前1世紀時，已置宮醫衛士81人，系武職。隸屬于光祿寺，可能是掌領軍隊醫藥的官員。這種駐屯邊疆部隊中的軍醫，是相沿不替的。凡兩國交界和軍事要沖地帶，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統的軍隊中，也都設有軍醫。后世如唐的“折沖府”和宋的“駐泊軍”中，也都設有這類軍醫。
三、戰時傷病員的醫療與運送
漢代在戰場運輸工具中備有輦（用人推挽的車）和車。《漢書，李陵傳》載：天漢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李陵與單于戰于浚稽山，由于單于兵眾，“陵且戰且引，南行數日，抵山谷中，連戰，士卒中矢傷，三創者載輦，二創者將車，一創者持兵戰。”其時間與居延出土之“折傷簿”所記時間很相近。
東漢大將段穎，在西北邊疆抗御羌族的進攻多年，“行軍仁愛，士卒疾病者，親自瞻省。手為裹創。在邊十余年，未嘗一日蓐寢，與將士同苦，故皆樂為死戰。”（《后漢書.段潁傳》）
以上說明漢代軍中已設置醫藥，受傷時已有及時之戰傷救護，并按傷情之輕重確定用輦和車將傷員運離戰場，或令其繼續作戰，可惜記錄簡略，無法弄清它的組織形式和實施情況。
戰時傳染病對軍隊減員有嚴重威脅，因此很早為軍事家所注意。如建武十八年（公元42年）馬援征交趾，起初雖幸而獲勝，但至建武二十年（公元44年），軍吏因瘴疫（惡性瘧疾等傳染病）死者達十之四五，最后終于失敗。建武二十四年，（公元48年），馬援又奉命出師鎮壓五溪蠻（今湖南常德、辰州一帶少數民族）的起義，到了次年夏天，軍中又發生了大疫，戰士成千上百地死亡，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軍中。
到2世紀中葉，對部隊傳染病已采取隔離措施。《后漢書.皇甫規傳》載：延禧五年（公元162年），皇甫規證隴右（今甘肅、新疆、青海一帶），因軍中發生流行病，死亡占十之三四，皇甫規便將傳染病患者安置在臨時指定的庵廬中，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，并親自巡視，給予醫藥，設備雖然簡陋，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。
五、對于寒冷的防御
臨時指定的庵廬中，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，并親自巡視，給予醫藥。設備雖然簡陋，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。
由于中國幅員遼闊，南北氣候不同，所以行軍時不得不首先考慮當時的氣候和地理環境。如漢武帝派趙充國去鎮壓西北羌人，充國想要安撫他們，而武帝下詔責令其速戰速決。其理由是：“將軍將萬余之眾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，欲至冬，虜皆畜食，多藏匿山中，依險阻，將軍士卒寒，……，寧有利哉？”（《漢書.趙充國傳》）。
武帝時由于疆域的擴大，中央對邊防部隊的供應感到鞭長莫及。于是采取戍邊屯田的政策，從上郡、朔方到河西一帶置屯田戍卒60萬人。在這些屯戍西北邊區的軍隊中，即配制了御寒藥，這在西陲木簡中可以找到其遺跡。在羅振玉所編（流沙墜簡》第78簡有“……發寒散五臺”，此簡出于蒲昌海，即今張掖一帶地區，為我國有數的寒冷地帶之一。趙充國等與羌人作戰，即在這一地帶相持，此簡或即當時屯戍所留，“發寒散”今雖不知其藥物組成。但它可能是一種熱性藥，服后能使人體溫增高以御寒冷。
六、戰傷救治
秦漢時代，由于煉鋼及鐵兵器的改進，金創折瘍成為戰時常見的傷害。止血包扎法隨之有所發展。漢代普遍使用地黃治內出血和接續斷骨，《本草拾遺》記載漢高祖劉邦曾用“斫合子”以治墮傷和內出血。《神農本草經》記載了王不留行、續斷、澤蘭、地榆、扁青等23種藥名。用于傷科內服或外敷，可見當時傷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
《治百病方》已用藥物功能命名為方，其處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，還有消散潰膿，生肌收口的功效，開拓了后世理氣活血化瘀的治傷理論。張仲景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理氣、活血、化瘀的治療法則，建立了既對癥用藥（止血止痛），又審因論治（活血化瘀）的配方原則。
綜上所述，秦漢時期有關軍事醫學的史料雖然比較散亂，沒有系統記載，而且也很缺少，但僅就其文獻記述和地下出土文物來考察，仍可知其在頻仍戰爭中，無論傳染病之隔離治療，戰傷搶救之造冊記錄和外科手術治療等等，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，并達到較高的水平，專業軍醫在軍隊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編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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