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醫學通史/人痘接種術的發明與傳染病學的進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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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痘接種術的發明
人痘接種術始于何時、何人，至今是一個謎。董玉山在《牛痘新書》(1884)中說：“考上世無種痘，諸經自唐開元間，江南趙氏，始傳勢苗種痘之法”。這條資料有時代，有姓氏，有具體種痘方法，但缺少細節。本書成書較晚，所引資料未見之他書，是一個存疑孤證。唐代發明人痘接種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，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卷5下“癰疽瘰疬”中就有用膿汁接種以防治一些療腫疣疵的方法；在敦煌藥方中，有“兔皮療碗豆瘡方”，兔皮與痘衣或許有點聯系。
朱純嘏《痘疹定論》(1713)卷2“種痘法”提出，人痘接種始于北宋：“宋仁宗時丞相王旦，生子俱苦于痘，后生子素，召集諸醫，探問方藥。
時有四川人清風，陳說：‘峨眉山有神醫能種痘，百不失一，……’不逾月，神醫到京。見王素，摩其頂曰：‘此子可種’！即于次日種痘，至七日發熱，后十二日，正痘已結痂矣。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”。此條資料敘述得詳細且真切，其中“仁宗”當為“真宗”，之誤。《御纂醫宗金鑒》(1742)也持這一說法。略謂：“古有種痘一法，起自江右，達于京畿。究其所源，云自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，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，遂傳于世”。此說不能認為全無憑信。
俞茂鯤《痘科金鏡賦集解》(1727)則謂種痘術起源于明代：“聞種痘法起于明朗隆慶年間，寧國府太平縣，姓氏失考，得之異人丹家之傳，由此蔓延天下。至今種花者，寧國人居多。”
明代發明(或重新發明)人痘術又見于張琰的《種痘新書》(1741)，書中自序云：“余祖承聶久吾先生之教，種痘箕裘，已經數代。”由所敘可知張朗之父是位種人痘專家，由乃祖所傳，其祖又得之聶久吾，種痘術已連續數代。聶久吾即聶尚恒，隆慶六年(1572)生。隆慶六年為隆慶最后一年，聶久吾剛出生，發明種痘術無可能。聶久吾現存著作《活幼心法》亦末涉及種痘術，據張琰說法，是因秘傳而不愿披露之故。
另據《張氏醫通》(1695)卷12嬰兒門下，亦附有“種痘說”。“邇年有種痘之說，始自遼右，達于燕齊，近則偏行南北。”此亦可佐證明代已有種痘術之發明。
關于人疽接種的具體方法，張璐在《張氏醫通》之“種痘說”中有云：“原其種痘之苗，別無他藥，惟是盜取痘兒標粒之漿，收入棉內，納入鼻孔。……如痘漿不得資，痘痂亦可發苗；痘痂無可竊，則以新出痘兒所服之衣，與他兒服之，亦能出痘”。
這里已提到痘漿法、痘痂法、痘衣法，清中期后變得更加成熟和完善。不管如何，人痘接種術的發明開創了人類預防天花的新紀元。
二、吳有性對傳染病理論的創造性發展
吳有性生活時期，由于封建統治的殘酷壓迫剝削。人民生活極度貧困，疫病連年猖獗流行。吳有性目睹當時疫病流行、死亡枕籍的慘狀，世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，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（浙江省中醫研究所《溫疫論評注》，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：2，164），于1642年編著了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論述急性傳染病的專著——《瘟疫論》，給后世溫病學說的發展以很大的影響，對傳染病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(一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因學認識——雜氣論
吳氏根據長期的臨床觀察和實踐經驗，提出了新的病原觀點——雜氣論。其要點可歸納為：
1、雜氣是有別于六氣的一種物質。吳氏在《瘟疫論》自序中，開頭第一句就斷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，指出：“夫溫疫之為病，非風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濕，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”。吳有性把這種不同于六氣的異氣稱作雜氣，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，吳有性不可能通過顯微鏡觀察到這些病原微生物，但他肯定雜氣是一種“無象可見”、“無聲無臭”的物質。這一創見，是對傳染病病原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，特別在十七世紀中葉細菌學尚未出現之前，吳氏竟有這樣獨到的見解，是難能可貴的。
2、雜氣致病的傳染性、流行性和散發性。《瘟疫論》云：“此氣之來，無論老少強弱，觸之者即病，”說明雜氣致病具有傳染性，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。“延門合戶，眾人相同，皆時行之氣，即雜氣為病也”。另一種情況是“其時村落中偶有一、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，然考其證，甚合某年某過眾人所患之病，纖悉相同，治法無異。”這是對傳染病散發的逼真描述，并告誡切勿以發病人數較少，未形成大流行而誤診為非傳染病。
3、雜氣的種類不同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。例如“……為病種種，是知氣之不一也”，“蓋當其時，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經絡，專發為某病”，也正因雜氣的種類不同，對人類或禽獸是否致病的情況也不一樣。
4、痘疹與療瘡等外科化膿感染也是雜氣所引起，“療瘡、發背、癰疽、流注、流火、丹毒，與夫發斑、痘疹之類，以為諸痛癢瘡皆屑心火……，實非火也，亦雜氣之所為耳”。吳氏把傳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聯系起來，突破了歷代“屬心”、“屬火”之舊說，對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。
(二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分類和流行規律的認識
在傳染病的分類上，他提出了常疫和癘疫的概念。所謂癘疫，就是諸如“瓜瓤瘟、疙瘩瘟”者，來勢兇惡，“緩者朝發夕死，急者頃刻而亡，而且他還聯系疫病既有輕重之異，于是認為雜氣有優劣之分，雜氣之優者，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，雜氣之劣者，不但可致病，且毒力很強。他把雜氣中致病力強、傳染性大的，又叫做“疫氣”、“癘氣”或“戾氣”，說明雜氣的毒力應有強弱的不同。
吳有性在《瘟疫論》中對傳染病的流行規律，也作了相當精辟的論述：
1、“方隅有厚薄”指出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區域性。
2、“四時有盛衰”指出傳染病的流行有季節性。一年之中，各種疫病，各有其盛衰的時間。
3、“歲運有多寡”指出了某些傳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、起伏性，各年的流行范圍和程度，并不完全相同。
(三)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機學認識
吳氏認為人體感受雜氣之后，是否致病則決定于雜氣的量、毒力與人體抵抗力：“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發，感之淺者，邪不勝正，未能頓發”，“其年氣來之厲，不論強弱，正氣稍衰者，觸之即病”，“本氣充滿，邪不易入，本氣適逢虧欠，呼吸之間，外邪因而乘之”。
吳氏還認為雜氣通過口鼻侵犯體內：《瘟疫論.原病》指出：“邪自口鼻而入”，“邪之所著，有天受，有傳染，所感雖殊，其病則一”。所謂天受，是指通過自然界空氣傳播。傳染則是指通過患者接觸傳播。這種來自臨床實踐的見解，與現代醫學的觀點也頗相吻合，
吳氏還認為入侵人體的雜氣，潛伏在膜原而發病，提出“邪伏膜原”之說，“邪伏膜原”是吳氏根據瘟疫初起的憎寒壯熱，脈不浮不沉而數等癥侯群，用以說明其病變部位的一種方法，并以此作為他創制達原飲、三消飲方劑治療疫病的理論依據。
此外，吳氏還提出瘟疫病的傳變以及臨床表現，因感邪有輕重，個體有差異，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，歸納為“其傳有九”，并認為出現發斑、戰汗、自汗等，是邪從外解，為病情好轉的表現；如果出現胸膈痞悶、腋脹、腹痛、熱結旁流、譫語、唇焦，舌黑、苔刺等，是邪從內陷，為病變趨向惡化的征兆。這對臨床掌握病情變化的輕重，判斷預后和選擇治療方法，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(四)吳有性對傳染病治療的獨特見解
吳氏對傳染病的治療提出了“客邪貴乎早逐”的基本原則，主張“急證急攻”、“勿拘于下不厭遲”之說，明確指出攻下法“本為逐邪而設，非專為結糞而設”，告誡醫者“注意逐邪，勿拘結糞”，“凡下不以數計，有是證則投是藥。”這種有邪必逐、除寇務盡的觀點，是符合急性傳染病的治療原則的。
吳有性還強調病因治療，排除致病因子，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氣，“一兩只須一藥之到，而病自己”的設想，在尋找治療傳染病的特效藥物邁開了新的一步，雖然限于歷史條件，他在研究特效藥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，但是他的創新精神是可貴的。
如上所述，雜氣學說的內容是相當全面的。吳有性關于溫病學的真知卓見和診治經驗，豐富了溫病學說的內容，為后來溫病學說的發展和系統化奠定了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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